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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汉兴收官三部曲,李开元为历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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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相继推出《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后,历史学家李开元的新书《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今年再次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六年间,由六个历史人物领衔书名,李开元的历史叙事“三部曲”由此告一段落。

《楚亡:从项羽到韩信》

《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

《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三部曲”从公元前年,刘邦出生于楚国沛县开始,结束于公元前年,汉文帝刘恒病故长安。时间的跨度,整整一百年。百年历史,风云突变。华夏大地,经历了战国、帝国和后战国三个时代。然而细读“三部曲”的内容,则不难发现李开元所叙述的历史,集中在后战国时代。

李开元近影后战国时代,起源于秦楚汉间。而所谓秦楚汉间,即司马迁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所截取的八年时间,始于秦末乱起的秦二世元年(前),终于汉王朝建立之高帝五年(前)。其时间虽然短暂,历史变动却非常剧烈,秦王朝在此期间崩溃,战国七国在此期间复活,项羽在此期间称霸天下,分封十九国。刘邦也在此期间战胜项羽,接受楚、韩、淮南、梁、衡山、赵、燕等七国国王的推举即皇帝位,建立了汉王朝。在李开元看来,后战国时代是秦帝国崩溃后的历史断裂与历史转型——楚汉争霸,刘邦胜出,由此开启两汉四百年的历史。但在刘邦称帝的几年中,君臣矛盾升级,匈奴南下觊觎,吕氏专权跋扈,宗室蠢蠢欲动,直至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汉朝才从兴起逐渐走向兴盛。在史家眼中,这段时间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显现在秦末汉初的六十年间,更隐现在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的背后。

在“三部曲”的前两部《秦崩》《楚亡》中,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李开元融入了山川地理、战争实况、时代风貌等方方面面的描述和分析。史籍中某些一笔带过之处得到了详尽阐发,流畅的文字背后,是对文献、考古、历史地理、实地考察乃至合理推测、个人感悟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曾有媒体报道中指出,如果除去民间“某朝那些事儿”式的通俗写作,在内地的史学界很难看到这样的“叙事史”,“它似乎不合于当前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制度”。

对此,李开元在《汉兴》的“结语”《寻找文化家园》一文中做了回答。“年初,我从服务多年的大学退休,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伴随退休,我终于获得人生的自由。从此以后,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不再为机构效劳,不再看那些不想看的脸色,不再写那些不想写的报告,将余生留给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同年六月,我将旧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功受益阶层研究》增订完毕,交给三联出版。随后下定决心,推掉一切邀请,谢绝一切聘任,专心于《汉兴》的写作,不能让“终身之志”成红楼梦。”

年,四川成都人李开元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年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五年。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秦汉史。近日,他在海外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电邮专访,以下以对话形式呈现。

对话

“‘三部曲’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事,是可信的史书”

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你本人是很崇敬汉代史家司马迁的。这本《汉兴》从《史记》中有哪些借鉴,同时又有哪些创见与补足?

李开元:司马迁不但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也是东亚世界的史学之父。《史记》,不但是中国古典史学的峰巅,也是世界古典史学的峰巅。《史记》开创的史书体例: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创造,至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我写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正是想要在以《史记》为表率的中国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世界史学的优秀经验,融会贯通,探索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形式。这种新的形式,能够弥补既有的历史表现形式的不足,将我对历史的认识,完美地表达出来。

前面已经说到,《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古典史学的峰巅,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史书的表现空间,是我们永远敬仰和代代继承的宝贵财富。不过,同任何史书的体例一样,纪传体史书也有其不足的地方。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其中,本纪以帝王生平纪年,简略记载大事;列传详细记载各类人物事迹;专门事项,放在书中。从而,一件综合性的历史事件,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中,阅读的时候,必须彼此参见,读起来历史常常断裂不清,时间最容易错乱。

有鉴于此,我参照了编年体史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史书,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参照了近现代中外各种史书的写法,如*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等,也大量参照各类文学作品,包括侦探小说的写法,自创一种新形式的史书书写形式,写成《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我将这种新形式的史书书写形式,命名为复活型历史叙事。

澎湃新闻:能否具体阐述下你的“复活型历史叙事”?

李开元:对于复活型历史叙事的特点,我有一个简明的公式表述:(文献+文物+考察)×(叙述+联想+感怀)=复活型历史叙事。乘号之前的括号内容,讲的是史料。文献、文物和实地考察,是历史学的三种基本史料。史料的收集、鉴定和选择,是历史叙事的基础,体现史家求真的严谨。乘号之后的括号内容,讲的是表现方法。如实的叙述中,加上合理的联想和自身的感怀,体现了史家对于史真的鲜活追求,历史学之美,也由此体现。可以说说,没有(文献+文物+考察),叙事就是沙上之塔;没有(叙述+联想+感怀),叙事就是散乱砖瓦。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历史叙事就可以成为根基牢固的美丽建筑。

话到这里,就一个长久困扰的问题,我想做一个明确的回答。三部曲的写作,前后有二十年,这三部书,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一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历史演义,有人说是通俗读物,有人说是公众历史写作,也有说是专业写作加上通俗写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入到通俗读物中……。

对于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不仅读者、文化界和学术界,我自己也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以后有机会再细谈。《汉兴》出来以后,我回顾二十来年的探索,通观三部曲和我自己的其他著作(包括《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功受益阶层研究》,《秦谜重新认识秦始皇》等)大致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三部曲,不是小说,不是演义,也不是科普,不是通俗读物,不是公众历史写作,而是基于史实的历史叙事,是可信的史书。更具体一点,三部曲,是复活型历史叙事,一种新形式的史书,可信度高,可读性强。三部曲中所有的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和器物,都是经过考证的,是可以证明和证伪,可以讨论的。

澎湃新闻:可信度与可读性,分别对应着艰苦的研究与叙事的表达.你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

李开元:基于这种认识,我做了进一步的提升总结——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部曲的写作,是重振叙事的努力,为历史学收复了失地,拓宽了领域。历史学家,不但要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重任,也应由历史学家来承担。

对于这种认识,在《汉兴》的推荐语中,著名历史学家邢义田院士如此写道:“历史叙事,是历史学的源头活水。丧失叙事能力,是近代历史学的弊病。在李开元教授的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中,我不但看到了历史学家重振叙事的卓越努力,就历史应当由谁来书写的提问,我也听到了明确的回答。”邢义田教授的这段话,言简意赅,表达了我对历史叙事的追求和理解,也表达了对于历史叙事的理解和认识,正在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深入到历史学界,扩展到学术界和文化界。

“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个人的故事”

澎湃新闻:看了《汉兴》中《千年古问》和《当皇帝的滋味》两小节。刘邦出身寒微,他自言尝到当皇帝的尊贵,是叔孙通设礼朝会。你怎么看待叔孙通的“识时务”和“懂实务”?

李开元:《千年古问》的历史场所,是在洛阳南宫。《当皇帝的滋味》的历史场所,是在长安长乐宫。阿房宫在咸阳,是一座未曾建成的宫殿。刘邦领*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和平接管咸阳时,他进入的是秦国的正宫——咸阳宫,空间位置,各不相同,体现的历史风貌,也各有千秋。

东汉洛阳南宫位置现状图刘邦之所以能够尝到当皇帝的滋味,是因为叔孙通为他设计了一整套体现尊卑等级的朝会礼仪。尊贵的崇高感,最能在高大的殿堂,庄严的仪式中体现。借助于建筑和仪式的力量,提高领袖人物的权威,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做法。都城和宫室建筑,是我在《汉兴》中特别用心用力的地方。在《当皇帝的滋味》中,参照最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依据长乐宫的建筑样式,尽可能地复原了汉朝的朝会大典仪礼,有心的读者,可以细读体会。叔孙通其人,有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文化身份,首先是游士,其次是儒生。二者都与他的出生地薛县有关。薛县是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的封地,也是游侠术士的移居聚集地,受此风气的熏陶,叔孙通机警灵活,通达圆润,有游士之风。薛县又临近孔孟故乡邹鲁之地,受此风气影响,叔孙通好儒修文,成为一代文学之士。

叔孙通的仕途,能够从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一直走到刘邦,从游士的角度来看,正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位高明的游士。战国游士,游说之术各有专长,所谓诸子百家是也。叔孙通的专长,在于礼仪制度,最是儒家所长,后代将叔孙通归入儒家,正是基于于此。

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看,所谓的通儒叔孙通,应当是一位游士+礼仪专家。游士的身份,使他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礼仪专家身份,使他能够在战乱后的制度建设中找到位置,崭露头角。汉初盛行*老思想,儒家并无地位,后世儒家,找到礼仪专家叔孙通,封为经世致用的通儒,用来填补儒家不在历史主场的欠缺,同时,对他的游士之风,难免也有怨言非议。

澎湃新闻:淮阴侯韩信的结局令人唏嘘,《汉兴》中有为他昭雪的意思。同时,“兔死狗烹”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作为开国的*功者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李开元:韩信以谋反罪被灭族,是汉初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为韩信谋反冤案洗白的内容,本来打算写入《汉兴》中。写作中发现,这件冤案,实在是太复杂,太深沉,必须放在汉帝国的*权理念从共天下转向家天下的历史背景中,作为刘邦一一消灭异姓诸侯王计划中的一部分来写,才能说得清楚明白。如此一来,不但事情将涉及所有的异姓诸侯王,篇幅将大大增多,而且写法也近于专题破案,与行云流水的历史叙事不太契合。于是放弃了,留待将来。有心专门写一本《秦崩楚亡汉兴的历史教训》。已经是题外的话,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了。

不过,细心而有想象力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在《汉兴》中已经为韩信冤案的洗白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这个重要的铺垫,在第五章第八节《诛吕之变》和第十一节《长安城未央宫》中,有心的读者,只要仔细读过这两节,了解到在吕氏掌握南*、北*和郎中令,控制长安城、未央宫和长乐宫的防卫之条件下,功臣集团、齐系王族,皇帝身边的内廷近臣联手合作发动*变,尚是如此艰难,随时可能失败。再来回过头来想想韩信,一个长期被软禁在长安侯邸的囚犯,不领兵不掌权,竟然会与家臣策划武装*变,攻击未央宫长乐宫,袭击太子吕后,简直是天方夜谭?!

未央宫前殿遗址*治的核心是权力,*治运作的无情,最是体现在权力争斗上,如果没有明确的有节度有限制的游戏规则,结果就是你死我活。“兔死狗烹”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治思想和历代的*治制度有重大的不足和缺陷,对各级*治权力,特别是对最高的*治权力,没有做出明确的权限规定,在个人终身制和家族世袭制之下,不但“兔死狗烹”的故事会反复出现,王朝循环的历史也会不断重演。开国的功臣们,坚持“共天下”的建国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制作成文献,发展成宪章,进而建立起共天下的一整套制度,怕是最重要的。澎湃新闻:从淳于意和齐国女子田南,看编户齐民社会与王国侯国制下的封建领主社会并存的叠层空间。也是《汉兴》的一大特色,就是你既写王侯将相,也写升斗小民。

李开元:千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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