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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汉画像艺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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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问题从巫鸿的第一本书及博士论文《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已能看到部分雏形,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梳理了武氏墓地的发现和千年来人们对武氏祠堂的学术研究,下编分析解读了屋顶、东西山墙和墙壁上各类石刻画像的内容和涵义。武梁祠屋顶的“上天征兆”画像最能表现出空间中“天”的装饰位置,这与汉代儒家学派创始人董仲舒“天覆无外”的观点相同。这里的“天”与西方世界中的上帝并不一致,“天”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也不是某神居住的场所,但它却有目的性地回应人类的愿望和指导人类活动的实施,是具体自然现象也是抽象原则的体现。武梁祠屋顶两块征兆石中目前可以确定二十四个祥瑞图像,这些图像不仅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内涵,还反映出祠主武梁本人的*治倾向和治学抱负。

征兆石里的图像可分为祥瑞图像和灾异图像,当祥瑞图像出现时,象征着国家安定富强、君主具备相应的德行;当灾异图像出现时,则是上天警告世从者,引导墓主顺利升入仙界。同时,墓主在鱼和仙人身上寄托了升仙的希冀,希望自己可以像琴高、子英一样顺利进入仙界,长生不老。人要具备某种德行否则灾难不久就会降临,汉代儒生常以图像判断上天的征兆是吉是凶。武梁祠东西山墙锐顶上的图像围绕中心人物呈对称状分布,根据汉代人们信仰的宇宙阴阳观设计。位于西山墙锐顶的西王母头戴华冠,位于画面中心,正襟危坐面向观者,双侧分布四位手持神物的长裙女性羽人和人头长尾的神鸟,与西王母成对出现的东王公位于东山墙锐顶中心,双侧是两位正拜谒的男性羽人和代表男性君主的龙虎等神兽。因此,西王母代表了阴的概念,东王公无疑与阳的概念密切相关。

武梁祠屋顶的征兆图像与东西山墙锐顶的东王公、西王母画像共同组成上天和神仙世界,从空间位置上守护着东西墙壁上的人类世界,构成武梁祠的宇宙图像。在此,巫鸿将汉代宇宙阴阳观的信仰转化为山墙锐顶中东西对立的空间观念。巫鸿将武梁祠放在宋代以来对汉代历史的研究和汉代思想、社会关系两个维度中,并未将“空间”的相关概念作为武梁祠研究的专项方法进行阐述,对武梁祠石刻画像的研究基于确定各图像题材的来源后便展开“图像志”和“图像学”层次上的研究,进而综合探索祠堂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巫鸿曾在日后OCAT研究中心的讲座中指出,潘诺夫斯基对美术史图像进行的常规三个步骤分析法,即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和图像学阐释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礼仪美术中的具体个案研究,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基督教美术统一的宗教系统,也没有权威性的宗教文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督教美术的图像与文本间相互联系,大部分图像在文本中有据可循。

因此,巫鸿认为研究一件中国古代图像作品,首先应该抛开其单独图像内容的认定,进而分析构成画面空间的各种形式因素。对其空间表现的分析是解读作品本身最重要的途径。在这个阶段过程中,巫鸿没有把空间分析法作为汉画像艺术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后续出版的论文著作中,从具体个案出发,详细描述以空间为主的方法论分析。图像空间与器物空间从“阈界”到“女性空间”,从“*治空间”到“位置意义”,“巫鸿在不同的个案研究中使“空间”概论逐渐清晰起来。年,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了三场关于“‘空间’的美术史”系列讲座,以关于“空间”的相关概念为基础,巫鸿从方法论的角度审视美术史中的“空间”问题,将研究方法上的空间因素凸显出来,进一步提升与整合。

对马王堆T型帛画的重新分析中,巫鸿故意避免对其图像具体内容、含义和功能的讨论,而是在理解空间构图的基础上进行帛画图像的图像学或图像志分析。图像构成了空间,空间存在于图像中。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汉画像艺术空间描绘方法的见解不同,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东亚美术史的德国学者路德维格·巴赫霍夫认为,中国画像艺术是一个“二维表现与三维再现”的进程,将此进程分为四个阶段,以孝堂山和武氏祠堂画像为“空间意识尚未形成”的第一阶段,以武氏祠画像“宴饮六博图”为“现实主义”风格的第二阶段,以朱鲔石堂“宴饮图”为“对三维空间的尝试”为第三阶段,最终以顾恺之《女史箴图》为第四阶段的代表结束,但他的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本杰明·马奇认为汉画像中貌似原始的空间描绘方法其实是处于某种特殊的选择而非无知。

威尔弗雷德·威尔认为汉画像的目的不是重构人类真实视觉经验中的三维空间,而是通过图像传达画者希望传达的特定信息。武氏祠堂和朱鲔石室画像中这些具有不同空间概念和表现方式的作品并非产生于一个进化的过程,而是出于不同目的或“意图”。在探讨空间与器物的关系时,巫鸿的目的仍旧是发掘空间概念在艺术分析中的潜能,而不是对具体的个案进行深入详细的研究。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因为车轮是镂空的才可以发挥车轮的作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受到老子的启发,认为一个壶的“物性”在于其内部空间的空洞,如果没有这个空洞,则这个壶就不是可以盛水的壶。

中国古代器物品类丰富,数量众多,这些器物在日常生活和祭祀中具有实用、礼仪和审美等功能,中国学界目前对这些器物主要从其制作技术、铭文、类型学和形式风格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对器物空间方面的研究是学术史上的一大空缺。巫鸿重新审视中国器物中的空间关系,把器物的内外双重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把空间作为器物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空间概念方法论运用到中国古代器物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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